如松:中日决战 大海之上!

在中国历史上有关洋人的记载并不多,出名的洋人就更少,最出名的可能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但英国人查理·乔治·戈登算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因为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中曾经重点提到过这个人。

作为英法联军中的一员,戈登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至1860年),但当时他仅是低级军官(工兵上尉),对战事来说无足轻重。后来戈登组建了“常胜军”(洋枪队)与李鸿章的淮军一道镇压太平天国,这才在清朝的历史上留下了痕迹。

1864年,戈登在与李鸿章合作攻陷常州之后,常胜军解散,李鸿章奏请两宫皇太后,授与戈登清代最高武职“提督”的称号、赏穿黄马褂。由此可见戈登在当时清朝的地位很高,而且这样的地位是清朝官方正式赋予的、也是官方正式承认的。另外,英国也晋升他为中校并赐“巴斯勋章”。下图就是当时的李鸿章与戈登。

同治三年(1864年)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戈登临走之前,曾通过李鸿章向清政府提出了他认为中国未来改革、发展所应当采取的20条建议,作为朋友之间善意的提醒。至于这些建议是对是错,到今天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细说。

但有些内容却很快就应验了。

比如戈登建议的第7条中说到:“现在中国陆军劲旅无多,是以水师并无退路,终于无用,中国宜先整顿陆军,然后再议水师。”这条的意思是说,清朝不应该首先发展海军,而是应该首先发展陆军,当陆军可以巩固大陆边防之后再图发展水军,这是一种军事上的循序渐进之路。否则一旦作战时海军在陆地上就没有退路,即便再强,终究还是形同虚设。

这一点在甲午海战中体现的十分明显。如下图展示,当朝鲜半岛、九连城和辽东的清军陆军陆续战败之后,清朝水师的活动空间和补给能力受到了限制,这就让北洋水师的战力受损。看起来甲午海战是因海上的一系列战败而失败,但陆地的战败很可能已经决定了海战的结局。日军之所以在甲午海战中首先从朝鲜半岛发动攻击,然后依次进入丹东和东北,目的就是通过陆军的胜利建立自己在战略上的优势地位,压制清朝水师。

清朝后来的防御策略为何恰恰与戈登的建议相反?

清朝当时重点发展的是水军,即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威海刘公岛码头是北洋水师的主要基地,旅顺是北洋水师的主要维修保养基地,大沽是北洋水师备用的维修基地和小型舰艇的修造基地,南洋水师的主要基地是上海吴淞,福建水师的驻地是福州马尾港。

虽然清朝建立起比较强大的水军,但陆军却很疲弱。当水师在甲午海战中被日本击败之后,随后八国联军和沙俄陆军可以在大清的土地上如入无人之地,大清就只能不断割地赔款。

很多人就此认为戈登很有战略眼光,清朝的战略是有严重缺陷的。

实事求是地说,戈登的建议李鸿章自然是赞同的,否则这些建议就不会经李鸿章之手呈递给太后、皇上和文武大臣,那么,为何当时非常有威望的李鸿章和戈登(他身上可穿着太后赏赐的黄马褂哪)的建议得不到重视?李鸿章也未坚持(先陆军后海军)这样的发展方略?

其实,这种局面或许就可以称呼为中国特有的“中国之局”。

我们知道,唐朝前期中国经济的重心还在华北和中原地带,否则安禄山也就没能力发动叛乱。安禄山一人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下图)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精兵强将,是唐朝总兵力的三分之一,更是唐朝中央军的2倍多,这是安禄山有能力叛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除了精兵强将之外,战争还需要钱粮做支撑,唐朝时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的多,有资料显示当时的养蚕业还主要集中在华北和中原地区(当时的南方还是老少边穷地区,与现在截然不同),也是手工业集中的地区,是唐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当然也就是唐朝的财政重心(唐朝的历史也有很清晰的记载),安禄山占据了唐朝很大部分的财政重心是他有本钱发动叛乱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后人恰恰很容易忽视这一点。

就像我们所熟知的那样,唐朝后期开始,中国的气温开始下降。但一直到北宋前期,这种气温下降的速度都是比较和缓的。北宋前期在湖北的黄陂还有大象的活动,但今天只有云南的西双版纳才有大象的活动,可见当时的气候依旧比今天温暖的多。但到了北宋末年气温开始急剧下降(下图),再加上持续不断的战乱(唐朝后期和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非常频繁,北宋末期金朝与宋朝之间也不断爆发战争)让大量的北方人口迁徙到了南方,养蚕和手工业也逐渐转移到了南方,让南方成为中国的经济和财政中心。

我们还知道从15-17世纪是地理大发现时代,这个时代又被称为是海权时代和大航海时代,这意味着全球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的地位空前提升,很多国家的临海城市都成为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中国主流的传统文化是大陆型文化,但吴越(粤,粤与越本是同宗)文化更接近海洋文化,也就受益于海洋经济的崛起,再加上气候的影响,这就让中国的经济重心从唐朝后期开始一直固定在了东南沿海一代。

清朝当然也是如此。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至1842年)后清朝对英国的赔款是2100万银元,折成白银是1400万两,当时清廷无力负担这笔费用,主要是由广东(1032.5万两)、江苏(28.5万两)、安徽(61万两)、浙江(97.5万两)负担,可见当时清朝的经济和财政重心也在东南沿海一线。

现在问题开始出现了:

第一,经过洋务运动之后,清朝经济、军事实力得到了发展,就会向周边扩大影响力,这是无法避免的;

第二,清朝是威权体系,而自己又是一个大国,清朝向周边扩大影响力的基本方式就是要求周围国家称臣纳贡,向大清皇帝行三叩九拜之礼。清朝自称“TIAN CHAO 上国”,称呼其他国家为“蕞尔小国或蕞尔小邦”,表现的就是这种心态。

在隋唐时期中国国力飞速上升,但这不会带来问题,源于当时的中国拥有更高的文明水平,也有更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但最重要的是隋唐时期拥有更宽广的胸怀,所以大家在影视剧中不断听到太宗、高宗、武则天等人称呼周边国家为兄弟之邦,这是一种平等的表示,周围国家也就从内心愿意臣服隋唐。但宋朝之后,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其他地区在各方面都获得了更快的发展(尤其是清朝时期,受到两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相对优势下降,此时,以日本为代表的周边国家就不愿意继续臣服于以TIAN CHAO上国自居的清朝,就必然会引发碰撞和战争。

虽然明朝中后期与倭寇之间的战争不属于国家之间的战争,只属于明朝与海盗之间的战争,但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当时的战场主要就在东南沿海的陆地上,这些地区是明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期的战事对这些地区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直接冲击朝廷的财政体系。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明朝即需要支付军费还需要支付对富裕地区的破坏作为战争成本,让明朝的战争成本空前高昂!

如果敌人不是倭寇,而是一个国家,当自己的财政重心被打烂之后,基本上就只能接受战败的结果。

这给后来人的启示是什么?为了避免战火烧到自己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首先建设强大的海军就成为必然的策略。这是经济发展不均衡(经济重心集中在东南海岸线上)的必然要求。(事实上,所有海洋国家都有这样的要求,所以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所有海洋国家都十分主动海军的建设。但清朝这样的大陆型国家,当经济重心集中在沿海之后,海军的建设就成为攸关选项)

清朝周边主要被内海(或类似内海)所环绕,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等,如果将东南亚国家结合在一起来看,南海也近似是一块内海(下图)。当清朝建立起强大的海军之后就可以控制渤海、黄海、东海、台海以及广东以南的海面,不仅可以拱卫京师,还可以拱卫自己经济最发达的东南沿海一线,所以就有了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被顺序摆在威海、上海和福州的布局。如果海军的力量可以进一步发展,还可以控制南海和周围国家。此时,清朝的防线就不再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岸线,而是外推到了周围的海面上,此时,清朝沿海地区的安全局势就会改观,经济重心就可以免遭攻击,此时的清朝才是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当经济重心得到保护、财政收入更有保证之后,才有更充足的财力支持战争,综合国力就上了一个台阶,这就是优先建设海军的意义。

所以,虽然戈登给出了建议,李鸿章很可能也深表赞同,但清朝实际上却反其道而行之,首先建设强大的海军,目的是将防线推至中国周边的内海洋面上,然后才是陆军建设。

但在这种防卫思路之下,就必然需要与当时的日本在海上进行决战!

朝鲜一直都是中国的藩属国,当清朝控制了渤海、黄海、东海、台海和广东以南海域之后,朝鲜半岛与日本之间的日本海(下图)海域就会成为争夺的焦点,清朝希望这片海域成为清朝的“边境线”,这是完善自身防御的要求。但如此一来,失去了日本海这一海洋屏障的日本怎么办?在清朝强大的战略压力之下就只能向清朝称臣纳贡!

但此时的日本已经逐渐接受了西方文化,工业和科技都已经获得了快速发展,自然不能让天皇向大清皇帝下跪磕头。所以,当清朝水师发展起来之后,在威胁到日本海之前(一旦清朝控制了日本海,局势就已经不可收拾),一场决战就成为唯一的选择,这就是我们熟知的1894年甲午海战!

地理战略是一个国家很难跳出去的圈,中国经济的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就决定了军事战略,这就是中国之局。

如今,10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重镇依旧是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和江苏等东南沿海,这些地方依旧是国家的财政支柱,也就决定今天依旧是军舰下水就像下饺子一样,依旧需要将防御的“边境线”推进到周围内海的洋面上。

要说明的是,今天的南海、台海、东海海域的重要性比100多年前的重要性空前提升,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防御纵深空间,还是东亚国家的生命线——是各国的石油和贸易航线,也让战争更加紧迫。

中日(美)之间又一场海上决战。希望中国在战胜中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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