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松:天下最大的事,就是一张“票”

旧社会时老家有个大财主,姓卢,有上千公顷良田。

卢财主家有管家、长工,还有全副武装的看家护院。他自己的庄园里几乎什么都能生产,包括粮食、家禽、蔬菜,有郎中负责看病,还有私塾先生负责给孩子们教书。

开始的时候,他自制钱票,每月按照自己庄园的产出发放钱票向所有的人员支付报酬。管家、佣人、长工、看家护院、郎中、私塾先生、自己的家眷,等等,大家凭钱票在庄园内随便购买所需的生活物资。

开始的时候,赵财主严格按照自己庄园的产出以及价格来发行自己的钱票,钱票的价格很稳定,当然大米、小麦、鸡鸭的价格也就稳定,庄园运作的很好,大家其乐融融。

可清朝末期的时候,社会十分动荡,土匪多如牛毛,大清官兵比土匪掠夺的还厉害(可以理解为天下最大户人家爱新觉罗氏的看家护院);同时,家里的长工看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就开始不安分,总要求增加薪酬,此时,卢财主就决定要增加看家护院的人数,即保护庄园的安全,也负责管治那些不安分的长工,如此一来,赵财主就需要增加支出,开始加印钱票。

钱票多了,但庄园的生产并不能加速增长,物价就上涨,可大家的报酬并未上涨,意见也就产生了。卢财主面对这样的形势,只能继续增加看家护院的人数对这帮小子加强管理,就需要继续加印钱票。

随着赵财主的家族越来越庞大,家眷们的支出也越来越多,钱票只能越印越多。

此时,每到月底领取报酬的时候大家都不开心,因为不知道这些钱票可以买到多少商品,甚至后面领到钱票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否买的到生活必需品。

卢财主知道,长期这样下去,那些买不到生活必需品的人就会饿肚子,就会造反,说不定自己的家产会被抢光、自己的老命都不保。此时,他决定改弦易辙,将所有的钱票作废,直接发商品票,商品票的数量严格根据自己的产出来印刷,如此,每个人都可以按商品票领到固定数量的商品。虽然领到的商品比最初用钱票可以购买到的商品少了(因为看家护院、家眷多了),但由于商品票肯定可以领到商品,大家的心算暂时安定了。

现在想想,无论钱票还是商品票,都是基于卢财主的权力来印制的。因为庄园是他的,他就有权决定商品的分配,使用钱票还是使用商品票是他的自由。虽然长工和看家护院等人吵吵着有所不同(没钱了当然要吵吵),但对于赵财主来说却没有什么不同。或者说,庄园是他的,他愿意选择哪种分配方式是他的权力。

对于卢财主来说,钱票和商品票都是游戏,而其他人却认为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们是票奴。

现在回头想想,如果将卢财主放在朱元璋的位置上,他一定会干的很好。老朱登基之后不久,给手下弟兄们发大明宝钞(钱票)作为报酬,由大家自由到集市上购买自己的所需,后来宝钞的购买力贬值的太快,能购买的物资越来越少,有些人甚至要饿肚子,慢慢地就不愿意来老朱这上班了。老朱见状,马上下旨说,将来按月领取固定数量的俸米(等于商品票)。这就解决了饿肚子的问题,结果大家又高高兴兴地来上班了。

无论卢财主还是朱元璋,只要建立了自己的庄园,他想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无论钱票还是商品票(或者俸米),都是他行使分配权的工具。对待那些手下人,也会按照他们的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和重要性进行分配,所以,这是按权分配的一种社会财富分配模式。

如果有谁不服,家法伺候!掌握了权力(家法),就有分配权,所以,两千多年来人们都在向往老朱的椅子,坐上了这张椅子,就有发票权。

天下大事,不过一张票。

要么自己发“票”,要么就当票奴。

卢财主和老朱有自己发“票”的方式,家法是他们的依靠。今天的社会也有无数人有权利自己发“票”:比如,如果你站在某一行(哪怕是微小的行业)金字塔的顶端,虽然登上顶端千难万难、顶端看起来也十分空旷寂寞、而且稍有懈怠就会被别人打落尘埃,但你就有了发“票”的权力,依托的就是自己独到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服务社会的能力,只有自己拥有),这就是“势”。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去发“票”,但如果总是执着于这个票那个票,就只能是“票奴”。

这个世界,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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