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非体制性优势

尽管“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是一个伪命题,但它毕竟代表了一个坎,已经被国际性组织以一种量化的形式定义了。如世界银行就把人均GNI(国民收入)不低于12616美元作为步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参考值,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经济体长期超越不了这个数值,则这个经济体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了。2012年,中国人均GNI为5740美元,已经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若按PPP(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9210美元。尽管中国距离高收入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把很多发展中国家甩在了后面,如印度的人均GNI不足中国的三分之一,虽然30年前中国与印度的人均收入差不多。

如果不久的将来,中国能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业,那这将改变全球格局,因为目前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加起来大约占全球人口20%,而中国近14亿人口,也占全球20%,这将意味着占全球40%人口的经济体步入了高收入行列。这似乎也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规律。但若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和势头看,却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奇迹。

天道酬勤:高储蓄、勤劳动的人文环境全球少有

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一直在全球名列前茅,目前仍有50%左右,这也造就了中国投资的高增长。而过去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国家的日本、韩国等,也是高储蓄率国家。高储蓄所对应的,就是节俭消费,这方面,海外华人的节俭与当地人的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形成鲜明对比。或许,海外华人难以融入西方社会,与节俭和勤劳的习俗有关。何以证明中国人的勤奋呢?以女性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例,中国为64%,尽管比过去有明显下降,但仍然是全球最高之一。相比之下,美国不到35%,巴西也不过50%左右,而印度只有27%。所以,印度的人口红利实际上要大打折扣(见下图)。

15岁以上女性就业比例中国最高(63.9%,印度仅27%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非体制性优势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从周劳动时间看,国家计生委《2012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中披露,中国2.3亿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平均每周工作54.6小时,而中国人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是45个小时。相比之下,美国人平均约为40小时,日本41小时,而欧洲国家则平均只有37个小时,荷兰最少。我们发现,全球除美国之外的四个制造业大国如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均有一个共同的资源缺陷,即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或许正是因为自然禀赋不足,才促发了驻民的生存危机感和勤奋劳动的天性。因此,这四个国家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全球货物的出口贸易大国。

此外,中国与韩国和日本一样,都非常重视教育,学生的学习勤奋度也是全球少见的,尽管中国的公共财政在教育投入占比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这也不妨碍中国新增大学生的大规模增加,如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达到727万人,比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的2013年再增加28万人,创下历史新高。今后这些高校毕业生的陆续就业,将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因此,当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不断收缩的时候,教育红利又将给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带来动力。

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将历届奥运会总奖牌进行累计,发现前20名中,属于黄色人种的只有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进入前20名,分别是第6、第13和第16,因为从历史上看,中国、韩国参加奥运会的次数相对少,故实际名次应该还可以靠前。而同属亚洲的人口大国印度,总奖牌排名却只牌在第49名。尽管奥运会的奖牌与勤奋度的相关性不是很大,但至少也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参与全球体育竞技项目时的一种进取心,这与宗教无关,却与我们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有关。在东亚国家中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步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的,恰好都是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经济体,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它们曾经或者现在都使用过汉字。

受儒家文化最深的当属韩国和日本,礼义和忠君思想根植于民族理念和文化中,表现为企业讲诚信、商业文化讲礼让、员工讲忠诚和勤奋。日本和韩国都是国土面积很小的国家,它们的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0.51亩和0.49亩,远小于全球平均水平的3.45亩,却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

全球四个制造业大国中韩德日经济状况与耕地比较

国家

2013年出口总值(亿美元)

2013GDP/13年出口总额全球排名/历届奥运会总奖牌累计名次

2013年人均耕地面积(亩)

中国

2209011.74%

2/1/6

1.24

韩国

5596

15/7/16

0.49

德国

14527

4/3/4

2.25

日本

7150

3/4/13

0.51

全球

   

3.45

数据来源:WTO、海通证券研究所 

流动创造价值:中国的四大流全球第一

除了勤奋这一非体制性因素外,我发现中国还具有与体制关系不大的四大流动性优势。何谓“流动性”?经济学的解释是指某种资产转换为支付清偿手段或者说变现的难易程度。由于现金不用转换为别的资产就可以直接用于支付或清偿,因此被认为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在投资学上,证券化资产的流动性越好,则风险溢价越低,则估值水平就可以越高。除货币流动外,笔者认为,货物和人力资本的流动也会创造财富,刺激广义流动性是全球经济繁荣的基础,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就是依靠资金流、物流和民工流来拉动的。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流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以下分别作简要叙述。

首先,我们有全球最大的人口流,中国人不仅勤劳,而且还好动,目前整个人口的流动规模是全世界最大的。西方人看好印度经济的增长潜力,这当然是肯定的,但你会发现,它越是贫困的地方,越是人口密度越高。我们是人往高处走,贫困地区人口密度就比较少。比如西部地区和东北三省人口不断的流失,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看,在2001至2012年的11年中,河南、四川、安徽、贵州、广西等五个中西部省份出现了人口净减少,而湖南、湖北、吉林、黑龙江、陕西和甘肃六个省份的人口也只是微增,如果剔除出生和死亡因素,也属于人口净外流省份。人口的净外流,不仅包括低端劳动力,更包括中高端的技术型专业人才,这从中西部地区高校在过去10年中的排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中可见一斑。目前广东省成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最发达的京、沪、深三大城市的人口流入量也最大。尽管中国迄今仍是全球少数几个户籍管制的国家,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流动规模最大和人口流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第二是货物流,且不说中国国内的高铁和快递业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即便从外贸看,去年中国出口第一,进口第二,进出口规模是全球第一。印度的出口规模在全球排名只是第19名,它的出口额只比我们深圳多一点。为何印度的无论是人口流还是货物流都不行呢?或许与印度教有关,印度的印度教信徒规模仅次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因为婆罗门教不主张人口流动和物品交易。

第三是货币流,中国的M2总量全球第一,且增速也远高于西方国家。这也体现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活跃度。说明中国人不仅勤劳好动,而且喜欢从事金融活动和热衷于金融交易。我把今年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的前四个月的股票交易额进行年化,发现深交所今年将达到七倍的换手率,远超纳斯达克的交易规模,而上交所可以达到六倍的换手率,远超纽交所的量。所以,中国的资本市场交易规模也是全球第一了(见下图)。这个对于提升股权融资在社会融资结构中的比重是非常有利的,对我们提高资产证券化比例也是非常有利的。这么高的换手率表明中国的投资者就有非常强烈的流动性偏好,如印度孟买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年换手率不到10%,而作为人均GNI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的巴西,股票投资者总数只有55万人,故中国投资者的交易偏好真是太惊人了。所以,相比德国和日本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最有可能向美国靠拢,慢慢形成以投资银行为主导直接融资体系。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非体制性优势

数据来源:彭博、海通证券研究所

第四是信息流,尽管相比美国和欧盟,中国的信息流还没有足够大,但从发展势头看,信息流爆发式增速所形成数据规模,有望让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一大新的红利。目前中国网购金额和数量已经全球第一,2012年中国手机网民数量就达到4.5亿人,目前智能手机数量中国也是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微信的普遍使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交流平台。因此,最大人口大国和消费大国,中国未来在大数据方面的红利真的不可等闲视之。

非体制性优势更需要制度改善来维护

尽管中国具有四大流的优势,但由于制度性障碍,这四大流实际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如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更便捷地流动,而对超大城市人口流入的限制,又违反了人口流动的市场化原理。根据国家计生委《中国人口流动报告2014》的数据,中国的流动人口仍然向北上广地区集聚,因为那里的就业机会是最多的,公共服务也是最健全的。中国目前大城市率水平只有20%左右,远低于美国的42%和日本的65%。又如,中国的银行信贷资金大部分流向低效率的部门如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据前不久《人民日报》权威人士提供的数据,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券余额占GDP之比为125%,而财政部提供的数据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债务余额是68万亿,这意味着非国有企业的债务余额仅12万亿,可见银行信贷资源的配置严重失衡。

再如,各级政府部门和各部委之间信息相互分割,既不向社会开放,也不彼此共享,导致中国信息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也不利于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信用经济,信息共享可以极大提高社会办事效率和企业的投资和经营效率。

因此,我们应该对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的成因进行认真分解,看看到底哪些是体制性、制度性因素,哪些是非体制性因素,包括民族、文化、习俗等。我们发现,很多国家之所以经济发展很慢,或长期落后,还是有其宗教和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原因。而中国人不仅在宗教信仰方面较为缺失,这不仅与现有体制有关,更与历史传承有关,中国的本土宗教也一直不强。而外来宗教传播到中国后,均已改良了,带有较强的功利性。即中国的信徒的信仰目的更偏重于今生,烧香拜佛往往是为了解决某个具体需求,而海外信徒的信仰更偏重于来世。所以,与其他国家的居民相比,中国人更像“经济动物”。这就可以理解,在黄色人种里,为何高收入国家都集中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的原因了。在总之,中国经济要靠民间加油,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我们民族的文化和习俗优势,克服劣势。如此,则中等收入陷阱将轻松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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