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为何容忍安哥拉?
即使按照石油国家的标准,安哥拉的不平等也到了几近荒唐的程度。寡头们在里斯本的豪华饭店可以随手掷下500欧元小费,而联合国称,约六分之一的安哥拉儿童在5岁前夭折——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儿童死亡率。安哥拉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与种族隔离的南非相当,尽管这比当今的曼哈顿好一点。
然而,这个很少被研究的国家却被西方体系所接纳。来自西方的外派员工让安哥拉保持运转。全球奢侈品经济到处都留下了安哥拉寡头的身影,包括英国的私立学校、瑞士的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爱马仕(Hermès)商店等等。事实上,牛津大学(Oxford)政治学家里卡多•索尔斯•德奥利韦拉(Ricardo Soares de Oliveira)在他的精彩新作《壮丽的乞讨之地:内战以来的安哥拉》(Magnificent and Beggar Land: Angola Since the Civil War)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寡头的理想世界”。西方国家甚至连假装反对盗贼统治国家的姿态都不再做了。
自延续250年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开始以来,外国人经管了安哥拉大部分事务。后来,葡萄牙殖民者垄断了这里几乎所有的技术性、甚至半技术性工作。当葡萄牙人20世纪70年代中期离开时,安哥拉可能连100名大学毕业生都没有。因此,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只能依靠东欧经济顾问(没什么作用)、雪佛龙(Chevron)之类的美国石油公司(帮助很大)以及(同样方便利用的)古巴士兵来进行打击安盟(Unita)叛军的内战。
《壮丽的乞讨之地》从2002年内战结束时讲起。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已变成了“资本家”,但他们根本没有建立起知识型经济。安哥拉的统治集团主要由首都罗安达的少数混血家族构成。这些精英认为住在丛林或贫民窟里的约2100万安哥拉黑人不开化,也未曾想过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事实上,去年的国家预算削减了对小学的三分之一拨款,这些学校本来就缺少经费——如果不是这一条,这项预算案称得上是扩张性的。索尔斯•德奥利韦拉写道:“安哥拉人仍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低、身体健康状况最差的人群。”
但统治者们才不会为此费心(他们对这个勉强运转的国家的控制还不如效率极高的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Sonangol)。他们只需要在几乎每一个主要的经济部门雇用有技能的外国人。“即使出现了安哥拉人发挥主导作用的假象,实际工作也是由毕马威(KPMG)、安永(Ernst & Young)、麦肯锡(McKinsey)、德勤(Deloitte)以及国际化程度较低的供应商完成,”索尔斯•德奥利韦拉解释说。
罗安达“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再次欧洲化了”,他写道。“每位安哥拉大亨背后都有一个主要由葡萄牙人组成的管理团队。”外籍人士成就了安哥拉的精英集团,后者的玩忽职守正在害死安哥拉的儿童。没关系:西方专业人士的理念是做专业的工作,而不必担心太多其他的。所以,外国人在安哥拉开采石油,制作昂贵的礼服并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建设毫无用处的机场。一家“以色列防卫机构”负责守卫安哥拉的一段边界。中国工人建设了工厂,但之后很多工厂都被闲置了。只有两个西方行业几乎不在安哥拉出现:媒体和非政府组织(NGOs)。政府不需要它们。
安哥拉政府喜欢提醒外国人:你们在安哥拉是为了赚钱,所以闭上嘴。因此,就有了几乎每个月都会出现的一幕——电视里直播“愁容满面的外国工人”被驱逐,而评论家像欧洲学者一样争论“移民及其对安哥拉就业和‘民族文化’的影响”。
几乎所有西方政府都高兴地闭上了嘴。他们过去至少还假装有一个“民主化议程”:就多给某将军几年时间吧,你真的会开始看到改革,诸如此类。但在过去10年,西方实际上已经连民主论调都放弃了。这是伊拉克战争、中国成为暴君们的新朋友以及全球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经济危机使我们极度渴望任何交易,无论这些交易多么肮脏。中国不对朋友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所以,我们也不。2013年,英国宣布安哥拉为其“高度繁荣伙伴”(High Level Prosperity Partner)。
这本书说,安哥拉统治者们的“一个普遍的假设是,每一位对话者都受利润动机驱动,因此,解决方案可以花钱买,人民可以收买”。这种假设几乎总是正确的。对于安哥拉统治者的任性挥霍,外国人只不过是在私下里一笑了之。
安哥拉的精英集团“在过去10年里,致力使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意象与全球乘坐私人飞机的阶层接轨”,索尔斯•德奥利韦拉写道。快乐的少数人乘坐私人飞机在西方各国首都之间穿梭,即使有风声说他们会被禁止到国外旅行或者会被冻结银行账户也阻止不了他们。我们承认,安哥拉的钱是他们的个人财产。不管怎么说,他们把钱存入我们的银行,并花在购买我们的油画和度假别墅以及做整形手术上,他们还购买我们的公司的股权(特别是在葡萄牙)。
中国人无法提供其中大部分东西。汤姆•博格斯(Tom Burgis)去年8月在英国《金融时报周末杂志》(FT Weekend Magazine)上解释了安哥拉人和中国人如何密切合作、完成一些隐晦的交易,但安哥拉并不希望中国成为其唯一的朋友。相反,如果西方合作伙伴对诸如儿童死亡率等问题感到恼火,与中国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会成为安哥拉能够加以利用的一个威胁。没有西方,安哥拉窃国者也可以生存下来,但他们会缺少很多乐趣。他们的发展模式是西方式的。他们甚至可以学说MBA腔、达沃斯风格的老套发展论调。
精英集团尽情享受着石油繁荣。那么石油价格暴跌对安哥拉政权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呢?不会太大。如果你只需要供养这个国家很小比例的人口,每桶50美元就足够了。
译者/陈隆祥
然而,这个很少被研究的国家却被西方体系所接纳。来自西方的外派员工让安哥拉保持运转。全球奢侈品经济到处都留下了安哥拉寡头的身影,包括英国的私立学校、瑞士的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爱马仕(Hermès)商店等等。事实上,牛津大学(Oxford)政治学家里卡多•索尔斯•德奥利韦拉(Ricardo Soares de Oliveira)在他的精彩新作《壮丽的乞讨之地:内战以来的安哥拉》(Magnificent and Beggar Land: Angola Since the Civil War)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寡头的理想世界”。西方国家甚至连假装反对盗贼统治国家的姿态都不再做了。
自延续250年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开始以来,外国人经管了安哥拉大部分事务。后来,葡萄牙殖民者垄断了这里几乎所有的技术性、甚至半技术性工作。当葡萄牙人20世纪70年代中期离开时,安哥拉可能连100名大学毕业生都没有。因此,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只能依靠东欧经济顾问(没什么作用)、雪佛龙(Chevron)之类的美国石油公司(帮助很大)以及(同样方便利用的)古巴士兵来进行打击安盟(Unita)叛军的内战。
《壮丽的乞讨之地》从2002年内战结束时讲起。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已变成了“资本家”,但他们根本没有建立起知识型经济。安哥拉的统治集团主要由首都罗安达的少数混血家族构成。这些精英认为住在丛林或贫民窟里的约2100万安哥拉黑人不开化,也未曾想过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事实上,去年的国家预算削减了对小学的三分之一拨款,这些学校本来就缺少经费——如果不是这一条,这项预算案称得上是扩张性的。索尔斯•德奥利韦拉写道:“安哥拉人仍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低、身体健康状况最差的人群。”
但统治者们才不会为此费心(他们对这个勉强运转的国家的控制还不如效率极高的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Sonangol)。他们只需要在几乎每一个主要的经济部门雇用有技能的外国人。“即使出现了安哥拉人发挥主导作用的假象,实际工作也是由毕马威(KPMG)、安永(Ernst & Young)、麦肯锡(McKinsey)、德勤(Deloitte)以及国际化程度较低的供应商完成,”索尔斯•德奥利韦拉解释说。
罗安达“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再次欧洲化了”,他写道。“每位安哥拉大亨背后都有一个主要由葡萄牙人组成的管理团队。”外籍人士成就了安哥拉的精英集团,后者的玩忽职守正在害死安哥拉的儿童。没关系:西方专业人士的理念是做专业的工作,而不必担心太多其他的。所以,外国人在安哥拉开采石油,制作昂贵的礼服并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建设毫无用处的机场。一家“以色列防卫机构”负责守卫安哥拉的一段边界。中国工人建设了工厂,但之后很多工厂都被闲置了。只有两个西方行业几乎不在安哥拉出现:媒体和非政府组织(NGOs)。政府不需要它们。
安哥拉政府喜欢提醒外国人:你们在安哥拉是为了赚钱,所以闭上嘴。因此,就有了几乎每个月都会出现的一幕——电视里直播“愁容满面的外国工人”被驱逐,而评论家像欧洲学者一样争论“移民及其对安哥拉就业和‘民族文化’的影响”。
几乎所有西方政府都高兴地闭上了嘴。他们过去至少还假装有一个“民主化议程”:就多给某将军几年时间吧,你真的会开始看到改革,诸如此类。但在过去10年,西方实际上已经连民主论调都放弃了。这是伊拉克战争、中国成为暴君们的新朋友以及全球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经济危机使我们极度渴望任何交易,无论这些交易多么肮脏。中国不对朋友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所以,我们也不。2013年,英国宣布安哥拉为其“高度繁荣伙伴”(High Level Prosperity Partner)。
这本书说,安哥拉统治者们的“一个普遍的假设是,每一位对话者都受利润动机驱动,因此,解决方案可以花钱买,人民可以收买”。这种假设几乎总是正确的。对于安哥拉统治者的任性挥霍,外国人只不过是在私下里一笑了之。
安哥拉的精英集团“在过去10年里,致力使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意象与全球乘坐私人飞机的阶层接轨”,索尔斯•德奥利韦拉写道。快乐的少数人乘坐私人飞机在西方各国首都之间穿梭,即使有风声说他们会被禁止到国外旅行或者会被冻结银行账户也阻止不了他们。我们承认,安哥拉的钱是他们的个人财产。不管怎么说,他们把钱存入我们的银行,并花在购买我们的油画和度假别墅以及做整形手术上,他们还购买我们的公司的股权(特别是在葡萄牙)。
中国人无法提供其中大部分东西。汤姆•博格斯(Tom Burgis)去年8月在英国《金融时报周末杂志》(FT Weekend Magazine)上解释了安哥拉人和中国人如何密切合作、完成一些隐晦的交易,但安哥拉并不希望中国成为其唯一的朋友。相反,如果西方合作伙伴对诸如儿童死亡率等问题感到恼火,与中国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会成为安哥拉能够加以利用的一个威胁。没有西方,安哥拉窃国者也可以生存下来,但他们会缺少很多乐趣。他们的发展模式是西方式的。他们甚至可以学说MBA腔、达沃斯风格的老套发展论调。
精英集团尽情享受着石油繁荣。那么石油价格暴跌对安哥拉政权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呢?不会太大。如果你只需要供养这个国家很小比例的人口,每桶50美元就足够了。
译者/陈隆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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